中国语言风格的堕落
不久前，我走过三亚的一条街道，听到有家店铺在播放著名的《社会主义好》的摇滚版。虽然我对这首歌深感厌恶，但音乐响起时，我还是会下意识地跟着哼唱：“反动派，被打倒，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……共产党好，共产党好，共产党是人民的好领导……”
几十年来，这些共产党赞美自己的歌曲从来没有从中国人的耳边消失，即使在“共产主义”已经成为干瘪招牌的今天，它们依然常常出现在中国的电视上、广播中，甚至是私人商店用以招徕顾客的大喇叭里。对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来说，这些歌曲就是我们的青春记忆，很难估量它们对中国人的语言和心灵造成了多么大的影响。
在共产党统治中国的六十多年中，因为仇恨教育、愚民宣传，再加上对古典文明的全面破坏，一种新的语言风格渐渐形成。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粗鄙和残忍，而这并非中文的固有传统，更多应归功于共产党和它所倡导的意识形态。
无论官方文告、文学学术著作，还是私人言谈，都可以看到这种“有中国特色的语言”。
时至今日，中国的高层人物会在那些极为严肃的场合，或正式的演讲中使用一些极为俚俗的语言，比如“打铁还需自身硬”。官方公告和晚间新闻中常常大讲特讲“和谐社会”和“中国精神”。就在不久前，国家主席习近平还说过“绝不许吃共产党的饭、砸共产党的锅”。
六十多年来，中国的宣传和教育从来没有摆脱残忍和嗜血，在教材中，我们学习数不清的残酷的英雄事迹：用胸膛堵枪眼，把炸药包托在手上引爆，趴在熊熊烈火中一动不动，直至被烧死……几乎每一个孩子都要戴红领巾，那是“用烈士的鲜血染成的”；大多数人都唱过《少先队队歌》：“时刻准备，建立功勋，要把敌人消灭干净”。
几十年来，强大的国家宣传机器地不厌其烦地反复播放这些内容，直接影响了中国人的日常语言和头脑。在最近几年中，我不止一次听到我的朋友们，包括那些批评政府的异议人士，也在使用这种被宣传污染的语言，而且不是在反讽。
两年前，在山西中部的一座小城，我听到两位老农站在路边辩论，主题大约是“米饭和馒头哪个更好吃”，在辩论的高潮时段，其中一位大声指责对方：“你这是形而上学！”（另一位以同样的方式回应：你才是形而上学！）
对形而上学，毛泽东持有一种很奇怪的怀疑（以至于我怀疑他根本不懂这个词的意思），宣传机器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来推广和鼓吹此种论调，久而久之，“形而上学”就成了一种可疑的学说、一个可鄙的词汇。可以想见，那两位农民对形而上学并没有多少了解，他们只是从党的宣传词典中学来这个词，并用它表达自己的不屑之情。其他的一些词汇，比如“唯心主义”和“小资产阶级情调”，也成了万能的批评用词。那些最常使用这些词的人，其实大多都不真正了解其真正的意思。
在中国人的日常语汇中，革命字眼随处可见。我们把工业、农业在内的一切行业都称之为“战线”（几乎所有工作的场所都可以称为“阵地”）。带病坚持工作通常被称为“轻伤不下火线”。一些大企业会把它的销售队伍称为“集团军”、“师”、“团”，把销售区域称为“战区”。
汉学家林培瑞(Perry Link)和一些学者把这种语言称为“毛氏语言”。在2012年发表在ChinaFile上的一篇文章中，林培瑞说这种话语比“大多数语言更赋军事隐喻和政治偏见”。他举了一些关于毛氏语言泛滥成灾的例子：“大陆人即使到今天，还是会在饭局快结束时让他们的朋友“消灭”剩余的饭菜；上次我在北京时，一个小男孩在公交车上对他的妈妈说：‘妈，我要尿尿’，他的妈妈回答说：‘坚持！司机叔叔不能在这里停车。’”
这种新式语言的滥觞于毛泽东时代。早在夺取政权之前的延安时代，毛泽东就教导作家和艺术家要“为人民服务”，反对使用那些“人民群众”看不懂的字词，以及“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”。 然后，共产党的宣传机器就开始大力推广所谓的“人民的语言”——即那种浅显俚白的文字风格。
这种“让语言俚俗低级”的改造并非偶然，而是一项深思熟虑的行为，目的就是要降低公共讨论的质量。文化大革命更是将这种“语言革命”推到极致，在那时，知识人所擅长的理性讨论被完全摒弃。在这种野蛮的话语空间中，许多词语都渐渐失去了其真正的意义。然后党可以运用这种语言来装腔作势、混淆是非。
在近些天，中共高级官员时常把“法治”挂在嘴边，但这里的“法治”和真正的“rule of law”毫无关系，当他们谈起法治，指的其实是“共产党用法律统治中国人”。
这种故意的混淆只是为了一个目的：运用掩盖不民主的现状，并假装中国已经实现了民主。
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抵抗这种官方话语，也不知道应怎样防止这种话语污染我们的语言。在许多时候，即使是我这样的作家，也无法避免哼唱那些赞美共产党的歌曲，虽然我们很清楚共产党试图用这样的话语来控制我们的头脑和心灵。
乔治·奥威尔(George Orwell)的话最能表达我的担心，他写道：“如果思想可以败坏语言，那语言也同样可以败坏思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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